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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良恩1918出生于山东潍县(今潍坊市奎文区)马少野村,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领导的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,并入党。

王良恩上过中学,品行端正,才能出众,他从一名普通士兵做起,一步步凭借战功晋升,曾参加过洛阳战役、济南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等,还曾身负重伤,九死一生。

新中国成立前夕,王良恩已经是师副政委(华东野战军二十二军六十五师),成为我军的高级政工干部。王良恩能文能武诶,从事政工工作更多一些。

1955年大授衔前夕,王良恩已经升任军政治部主任(1952年7月),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。1957年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。1960年7月调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,被评为模范干部。

在南京军区,王良恩兢兢业业,廉洁自律,口碑甚好,深得司令员许世友等人的喜爱和器重。1964年,王良恩晋升少将(正军级),前途一片光明。

1966年,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,党政机关从上到下,一大批干部受到迫害,要么“靠边站”,要么“自身难保”,连中央机关也是如此。

为了维持党政机关的正常运转,中央决定从军队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充实,南京军区推荐的人中就有王良恩。由于各方面条件过硬,王良恩被派往中办任职,出任副主任。

1966年8月,48岁的王良恩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、办公厅临时党委副书记。

事实证明,王良恩工作能力是没有问题的,很快就能独当一面,成为周总理的左膀右臂。南京军区的老战友们担心的是,以他的性格,身处政治旋涡,很难独善其身,甚至会无端引火上身。

不料竟然一语成谶。由于工作关系,王良恩与总理之间来往紧密,但在江青、康生等人眼里,他就是总理的左膀右臂。

江、康等人总想攻击总理,但是却没有胆量和实力,他们却将打击的对象瞄准了王良恩,以起到敲山震虎的效果。

1969年4月,“九大”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,除了江青,其他人都是全票当选。恼羞成怒的江就要求康生查清是谁投了反对票。

康生给王良恩(“九大”主席团副秘书长、秘书处负责人)打电话,要求他查一查。王良恩对于这种违反党章规定的行为当然是予以拒绝。

江、康两人更加憎恨王良恩。当年“五一”焰火联欢晚会上,江对晚会组织者王良恩无端发火,破口大骂,话十分难听,总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,就替王良恩说了几句话。

江不好再说什么,但是更加忌恨王良恩。1970年庐山会议上,华北组的六号简报被定性为“反革命的简报”,而负责会议记录和简报编辑的正是王良恩。

这次的庐山会议,气氛紧张,充分显示出了政治形势变化的波诡云谲,连汪东兴、张春桥、陈伯达等混迹官场多年的人都难免看不清,也犯下了错误。

陈伯达很快被隔离审查,遭到批判跌落神坛。汪东兴认识到错误后,及时进行多次检讨,称自己是被蒙蔽了,表明心迹后得以全身而退,张春桥事后所受影响也不大。

王良恩认为自己一向小心谨慎,坚守原则,自己还是副主任,顶头上司中办主任(汪东兴)也已经检讨没事了,当时也就没有引起太大的警觉,也没有采取特别措施。

谁也没想到,很快发生了“九一三”事件。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,许多与林彪相关的问题被提了出来,加上江青等人早已对王良恩恨之入骨,就抓住“六号简报”大做文章,上纲上线,开始大力批判王良恩。

形势所迫下,从1973年1月3日开始,中办展开对王良恩所谓“错误”进行批判,江青亲自参加,为了彻底整垮王,江甚至要求“三班倒”批判。

许多污蔑之词被泼到了王良恩的身上,江最后竟然加给王一个天大的罪名:要危害伟人,这足以置人于死地。

王良恩知道江的目标是总理,他要是“不认错”,就难以过关,要是“认错”,就会牵连到别人。起初,他只是检讨,希望过关,却难以起效。最终,他选择了自杀表明心迹。

1973年1月26日,王良恩在宿舍卫生间上吊自杀,留下了两封遗书,遗书中,王良恩称“自己犯了严重方向错误,对党和人民有罪,但属于上当受骗,绝对没有和他们串通。”

王良恩含冤自杀后,江还难以解恨,后来有人建议将他开除党籍,企图掩盖自己所犯下的错误,导致王良恩二次蒙冤。

王良恩的两封遗书,一封是写给妻子王英的,王英始终不相信丈夫有罪,却无处申诉,因为导致二次蒙冤的幕后主使,当时都是大人物,谁也惹不起。

1978年,许世友等实际位老将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,站出来发声要为王良恩讨回公道,中办党委开始重审案子。

1980年4月7日,邓亲自批准为王良恩平反,1981年5月5日,中央为他召开了追悼大会。王良恩彻底得以平反昭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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